再對中國審慎樂觀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

    張 五 常

    1999.11.25　

    一九八一年，我寫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本小書的初稿，斷言中國會放棄大鍋飯而轉向私產及市場的發展。此稿寄給行內的朋友閱讀，不同意的人不計其數。只有高斯認為我很可能對。巴賽爾認為我的理論天衣無縫，但結論難以置信。佛利民呢？他認為我是世界上對中國的前途看得最樂觀的人。

    我硬頭皮送該稿到英國發表，頗暢銷，但讀者大都認為我是作白日夢。三年之後──一九八四年──我對中國的推斷不差毫厘地發生了，好象是預先把中國的經改歷史寫了出來。識者嘩然。

    然而，中國的問題很復雜，更樂觀也要有點保留。我於是在一九八五年發表了《我對中國審慎樂觀的原因》，澄清一下自己的觀點。

    一九九三年，我見中國的經改功虧一簣，裹足不前，就擔心起來了。但那時通脹急劇，要治理。這「治理」來得很有一手，只兩年通脹率下降至零﹔跟就變為通縮，經濟一蹶不振。數之不盡的法例左管右管，說不通的瑣事無日無之。大貪污日漸式微，但小貪污卻變為例行公事。是的，近幾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失去了方向，忽左忽右，我不由得悲觀起來了。

    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公布了中美達成協議，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消息。晚上鄭大班給我電話，邀請我在十六日早上為世貿之事作電話訪問。我一口推卻，因為我完全不知道協議的內容，無話可說。十六日早上，協議內容的大概見報了，我讀了幾遍也不覺得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更何況我期待已久的解除外匯管制，只字不提。我很有點失望。

    同日下午，廣州的劉曉虹到港大，訪問我對中國參加世貿的看法，可能又是要替《經濟學消息報》寫文章。我對她說：「你來得正好，因為我在報章上不明白世貿協議的重點，你比我知得多，可否解釋一下？但我還有五分鐘就要上兩個小時的課，另外安排一個時間可以嗎？」

    大家商量時間安排之際，曉虹說：「今天早上中國的金融、汽車、通訊這三類股票大跌！」她有點憂形於色。我一聽，就站起來，說：「你跟我到課室去吧。事情重要，我要你在學生面前跟我談兩個小時關於中國世貿協議的事。」

    不要誤會，我不是幸災樂禍，但我認為金融、汽車、通訊這三類股票在中國暴跌，是一項在經改失卻了方向的情況下的好消息。這消息有三個重要的含意。

    其一是世貿協議的內容，公布前顯然沒有外泄，或走漏了消息。含意是，中國官方高層的貪污情況的確有了改進。其二，國內的股市庄家，對世貿協議的闡釋應該比我們外人知得清楚。他們顯然認為世貿協議不是得個「講」字，而是有質有量，足以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

    其三──這是最重要的──就是暴跌的三類股票的機構，歷來都是受到中央的保護，有壟斷權，是受到政府維護的特權利益。世貿協議最重要的內容，顯然是說中央再不維護特權了。這是我期望了十八年的事。看來中國的經改又找到了正確的方向。

    話得說回來，我認為三類股票暴跌，金融那一類是過於敏感的。要是今天國營的金融行業知所適從，他們的翻身機會有的是。

    曉虹聰明，對中國的事知得很多，所以在世貿協議的闡釋上她是老老實實地給我和我的學生上了一課。她的不足之處，就是相信古老相傳的自供自給的二百五十年前的歐洲謬論，認為若不夠多元化，弱點盡露，有什么東窗事發，怎么辦？

    我的觀點，是讓他人賺錢的供應最可靠，而若是他國禁運裁制，走私的費用數千年來都是那么低，何足懼哉？貿易互相得益，大家所賺的倍數高得驚人。多元化，什么自供自給的，是蠢論。

    我對曉虹說，要是中國懼怕在戰爭中受到威脅，就不應該搞三峽工程。這工程搞好後，美國一枚導彈，水淹七州！自供自給的保障沒有什么意思吧。

    我舉出江蘇昆山的例子。那里的工業用地，是由農地轉過來的。美國同級農地的價格是昆山的十分之一，工業地價卻是昆山的三倍。昆山多加一畝工地，就少了一畝農地。二者不可兼得，你要農還是要工？單看工、農地價與美國之別，昆山選「工」棄農是上策，因為有錢可賺也。

    我跟曉虹談了兩個多小時，在世貿協議中關於金融、通訊、娛樂、科技、紡織、農產品及關稅等各項問個究竟，再比對一下目今中國在這些事項上的管制情況，對江、朱二老的觀感有了改變。我想，近幾年來中國什么也不「放」，難道是要為爭取世貿條件而下的苦肉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