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錢俊瑞的香港觀點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

張 五 常

    在我有機會會遇見過的中國經濟學家中，最令我欣賞的是錢俊瑞。他的英語比我的國語好得多，使我們容易交換意見﹔他言論坦率，跟我開門見山的性格相似﹔他和我有一個共同的朋友──佛利民。佛利民到中國時，錢先生招待過他。我對錢先生因此有點親切感──雖然我們只有一夕之談。

    君子和而不同！我肯定錢先生會同意這句孔夫子說的話。他離港回國後對香港所發表的意見，我大部分是不敢苟同的。

    錢先生認為香港今日在經濟上的驕人成就，英國的貢獻只是次要的，其他因素才重要。這些「重要因素」，包括1.香港地理位置得天獨厚。2.多年來香港能保持穩定發展，因而能得外國人的大量投資，及在韓戰與越戰期間發了他人的「國難」財。3.香港中國同胞的辛勤。4.中國大量供應物資。

    港口優越性不及上海 作為一個港口，香港地理位置優越是無可否認的，但這優越性卻不及上海。後者近港口且位於長江口，既能成為中國貨物的吐吞口，而又比香港接近日本及北美。解放前上海比香港繁榮得多，這是重要理由之一。若中國能盡量發展自由市場──像香港那樣自由──則香港會遇到難以取勝的競爭對手。目前上海的經濟地位，與香港是不可相提並論的。唯一原因就是經濟制度不同。

    在大學念書時我會寫過一篇有關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的文章（可惜現無存稿），在抨擊英國的結論中，我不能不贊賞她當時能看重海盜多如牛毛的香港的先見之明。用武力強迫開放貿易的行為已成歷史陳跡，但若不是角京條約，中國何時才會發現香港的優越地理位置，還是一個疑問。

    至於錢俊瑞提出香港因久享太平而得的特殊好處，我以為他是忽略了較重要的一點。這就是香港軍事費用較其他國家低。但香港並不太平。五六年及六七年的暴動，及在幾個期間大量難民涌至，都不是太平盛世應有的事。戰後三十多年來，香港居民暴增十一倍！撇開提高生活水准不談，單就處理治安及難民福利徙置等問題，手續之繁，費用之巨，都超出一般人的想像。

    發「國難財」談何容易

    外國在香港的投資，不是因為和平安定之故，而是因為在不安定的環境下，香港仍能保持自由競爭，在大量供應徙置及廉租屋的政策下仍能保持低稅率，使投資者能估計香港的風險負擔，比起其他國家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仍較為優勝。

    我從不相信外地戰爭能導致本港的繁榮。少數人發「國難財」是可能的，但整個社會因外地戰爭而在經濟上大蒙其利的，很難有實據。當然，無戰事的地方總比有戰事的地人好得多。但與其希望日本和台灣開戰而使香港從中發財，倒不如希望他們國富民安，跟他們交易而獲利。這不是因為為我們應有仁慈之心，而是因為要在他人的困境中賺錢，並不如小說上所說的那麼容易。香港經濟發展最快的幾年，並不是韓戰、越戰或文革動亂期間，而是這些不幸之後的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二年！

    錢先生又認為，香港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國同胞辛勤所致。這觀點對了一半，錯了一半，為甚麼呢？因為他們忽略了經濟制度的決定性。撇開眾所周知的中國人在中國並不勤勞的困窘問題不談，制度對勤勞還有兩個要點。第一、若只要辛勤就可帶來繁榮，那么繁榮實在是太容易了！辛勤要有所值，而市值是經濟繁榮最准確的量度。若不是基於私有產權的制度，勞力是不可能由市值帶動的。第二、勤於知識投資，與勤於生產同樣重要。前者也必須基於市價的指引才有客觀的收獲。

    大恩不言謝上下交征利

    我以為近來關於香港繁榮的各種言論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香港人的知識資源。在香港，不僅專業人士眾多有目共睹，就是工商管理有方的杰出青年，也是屈指難數。這現象，絕非二十年前的香港所可比。

    錢俊瑞提及的最後一個有關香港繁榮的因素，是中國以優惠的價格大量將物品供應香港。這觀點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同樣地，其他國家向香港供應汽車、石油、電器用品及種種食用品，應有盡有。而香港也供應外地各種產品。在金融上，香港提供的服務更使內外商人減低交易費用。

    大恩不言謝，是市場的黃金定律。這定律自一七七六年經阿當．史密斯指出後，從未有人能成功地否定過。「上下交征利」是任何經濟繁榮的主因。在市場上，無論價格如何優惠，買家從不懷疑供應者有利可圖，而生產出售者也從不否認是為圖利而供應。

    錢俊瑞認為港英在香港的貢獻是「搞了港口、碼頭、道路、通訊等基礎建設」。他可能不知道，這些建設中較有成就的，不少是私營企業，即由資本家管理。其他政府經營的發展，見仁見智，但絕不單是香港政府才能辦到的。

    港興盛英衰敗的原因

    港英對香港繁榮最主要的貢獻，是建立了香港的經濟制度。我將這制度的設施及保護的功勞歸功於港英，就是因為我不相信在過去的幾十年間能有其他執政者可取代港英的地位而能保持香港市場自由競爭的激烈性。究竟港英是幸運還是明智並不重要，因為成功只能以效果來衡量。一個能使經濟繁榮的制度，是知難而行更難的。

    經濟學家都是善於批評政府的。說實話，在某種程度上我是以此謀生──香港政府的各種政策都是論文的好題目。我與錢俊瑞先生在觀點上的基本不同，就是我以為制度對繁榮的決定性要比錢先生所指的各種因素大得多。而我和某些香港經濟學者有所不同，就是我以為制度的優劣只能以比較方式來衡量。香港的經濟制度，雖然可批評的地方仍多，但在我們所知的局限下，它對繁榮的貢獻是史無前例的。

    在私下談話中，錢先生提出近來常聽到的問題──既然港英能將香港的經濟辨得好，為甚麼英國本身卻辦得一團糟？這是一個困窘的問題，政治上的問題，我無從作答。

    可以肯定的是，假若英國在戰後沒有改走福利主義，使國營企業激增、工會林立，她當年在世界上的經濟雄風，是絕不會在二三十年間被日本取而代之的。（原載《信報》，1983年12月6日）

──摘自： 張五常，1995年，《賣桔者言》（第21版），信報“張五常論衡”集，信報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