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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假設與實証（７篇） 私產可養魚千里 話說在美國華盛頓州時，我在海邊房子的後園內，將小溪改成魚塘，飼養鱒魚。小溪經過魚塘，繞過房子，流進海里去。因為塘邊的樹蔭，溪水的大量氧氣，及水溫的寒冷，我養的鱒魚從不生病，而養到最大時每條可有五磅多重。每一個好魚者都有自己的“魚的故事”﹔養了鱒魚後，與朋友聚會閑談中，若有提起魚的，我就愛談養魚，不再言釣！ 在一個冬天的清晨，我漫步塘邊，俯望塘中，竟見一條20多磅的三文魚（即
魚）在那里休息。這種以遠渡重洋而聞名於世的名貴食料，可不是我養的！我定神一想，即明其理。這巨大的三文魚一定是若干年前在我後園小溪的上游出生，在海洋長大後，就依著這種魚的天性回歸出生之處﹔我以小溪改成的魚塘就成了它必經之地。對這位“少小離家老大回”的不速之客，我毫無殺生之念﹔只想著它可能到過的遙遠的地方，笑問客從何處來。
但私產的擁有者永遠都是本性難移，打生產的主意。這三文魚的出現証明了那魚塘是適宜孵養小三文魚的。在塘中養魚飼料昂貴，而太平洋的飼料卻是取之不盡，我何不在塘中孵養小三文魚，養到四五�憚齱A數以千計地讓它們隨小溪流入海中。幾年之後，魚在海洋長大了，只要有一二成能游返魚塘，盈利當甚可觀。就算是只得十數條回歸，蝕了本，我也可贏得一個值得炫耀的“魚的故事”。 想做就去做，我立刻查詢有關孵養三文魚的資料。殊不知一問之下，竟發現有資本家在早幾年已比我捷足先登，養魚千里凌波去。而他們對孵養三文魚的研究之深，技巧之妙，令人拜服！只可惜他們不只受到政府法例的干預，也受到壓力團體的諸多留難。
撇開香港少量而昂貴的海鮮不談，三文魚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魚類。這種魚在淡水河流出生，在海洋長大，可以游到二三千里以外的地方。在海洋覓食３至７年之後（按魚種類而別），仍能生存或未被人捕釣了的，就會回到自己出生的河流，從不出錯。回到了出生的河床，產卵之後，魚就會死的。三文魚既曾在大海中搏斗，氣力甚大，在回歸時不到目的地誓不休。但在逆急流而上之際，魚拼命跳，半途就往往弄得遍體麟傷，魚肉變質，市場價值下降。所以捕釣三文魚的人要在海中或離河流入口上游不太遠的地方下手。
在大海捕釣三文魚，費用很高──這些魚不會在一個固定地點逗留多日。但在河口的必經之地，用網捕捉卻易如反掌。更容易的方法，就是在河口建造一條只有幾尺寬的魚梯（Fish
Ladder ），讓魚只能從魚梯上河，那麼回歸的魚就成了網中魚。但問題是，若任人隨意在河口捕魚，很容易捕得過多，使魚越來越少。若三文魚的生產是私營的，那麼為著要圖利的緣故，養魚者必會顧慮到將來的生產，捕捉會有分寸，而孵養小魚也會費心思。但若私營者要在河口捕魚，河口的產權誰屬？就算河口是私產，我們又怎能決定私營者所捕到的是他自己的魚？進河的魚可能是野生的。
若政府要提倡漁業私產化，方法是很簡單的。第一、讓河口的捕魚權利作為私有﹔第二、讓河魚的產權作私有，第三、禁止漁民在海中下網捕三文魚。此法一行，三文魚的產量一定激增，捕魚的費用大幅度下降，而魚的市價會起碼下降一半以上──這些都是專家們在近年研究後公認的效果。但現有的一般漁業法例，都是基於古老的“海魚不能被保障為私產”的觀念，加上漁船的擁有者及漁民的不斷左右，不僅對在河口捕釣有多種管制，就算是在大海里，那些有高度效率或費用最低的捕釣方法，也都被禁止。
非私產的矛盾要比馬克思所想象的大得多。魚產既非私有，船主與漁民各有各的立場。前者要減少漁船牌照，後者要減少漁民的數量，也要推行那些多用勞力的捕魚方法。於是乎公會對立，各執一詞，結果就是法例增加了捕釣的費用。費用增加，捕獲的魚就當然減少，這正投要保護魚類的壓力團體的所好。受害的就是消費者。
我前面提及的“資本家”，是有名的私營林業公司，在美國西北部擁有大量林地，其中包括了某些河流。在70年代初期，他們在華盛頓州以南的俄勒岡州，實驗孵養三文魚，送出大海長大、任人捕釣。他們只希望有５％以上的魚會回歸﹔但私養出海的結果，仍能生存或漏網而回的，卻在15％以上。他們選的品種是不吃釣餌的三文魚（卻任人在海上網捕）﹔自建魚梯（不霸占河口）：在魚鰭上作記號﹔用私有的水道放魚出海。換言之，他們的私產保障不多，也不侵犯他人的權利。在孵養小魚的過程中，他們以暖水加速魚的成長，給小魚做過幾種免疫手續。到後來，他們竟設計用大船浮於海，讓回歸的魚游進船里去。
以少許的私產保障而養魚千里，盈利大有可觀﹔有兩三家公司就也跟著在俄勒岡州打主意。這個可以肯定成功的漁業革命，卻引起一場大官司。雖然漁民及船主會因這些私養的魚群而增加網捕，但長此下去，魚價的必然下降對他們是有害的。私養的成本要比在公海捕釣的費用低很多﹔就算是私養者任人在海中捕釣，但只要市價下降1/3左右，在公海捕釣的費用就會“禁止”捕釣的行為。所以漁民及船主群起而攻，反對私養。結果他們贏了官司，就阻止了私養三文魚的繼續發展。但現在仍有兩家公司繼續養魚千里。
在俄勒岡州以北的華盛頓州，繁殖三文魚更為適合。但在較早時有另一場官司，結果是使私養三文魚難以施行。這是印第安人與白種漁民之爭。前者勝訴的結果，就是在華盛頓州只有印第安人才准在河口捕魚。這個民族在土地上一向都沒有私產，所以他們本身是難以私養三文魚的。我自己要在華盛頓州孵養三文魚的困難，就是那一點到現在遠沒有人能給我清楚的法律解釋。依照法例，我沒有權在溪水出口捕捉回歸的三文魚。但溪水出口的海灘是我的私產，依照法例，我是有權禁止印第安人在那里捕魚的。究竟在法律上我能否雇請印第安人代勞，也是難以肯定。我的“魚的故事”，就再也說不下去了！ 無論官司怎樣判，壓力團體的勢力怎樣大，但經濟的需要總會顯現出來。以私產而養魚千里的漁業革命，只是遲早的事，這是我個人的觀點。因為只要有某些適宜養三文魚的地方，實行漁業私產化，那麼現有的華盛頓州及俄勒岡州的法例，是非改不可的。
在中國東北部的河流，很可能是適宜飼養三文魚的。國營雖及不上私營，但總要比野生的產量大得多。孵養三文魚的科技近十多年來因私營而突飛猛進，這是值得中國漁業界注意的。在適當的情況下，養魚千里確是本小而利大的行業。
1984年2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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