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回首，感慨話千年

驚回首，感慨話千年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

張五常

（四之一）

1999.12.16

還有十多天我們就踏進千禧的最後日子。好些刊物、傳媒找我訪問，要看一下我根本沒有的水晶球怎樣說。我不勝其煩，就決定下筆寫一些自己對千年回顧的感受。

千禧之慶究竟是今年末還是明年末，是個有爭議性的問題。我為此作了考查，得到的答案是今年末，因為耶穌誕生是從零開始的。是的，再過十多天，我們就踏進二十一世紀。

拿起筆，想到毛潤之的詞，我就在空白的稿紙上寫下《驚回首，感慨話千年！》這個名目。老毛可不簡單。我只借用他三個字，文采就溢並紙上。

作為炎黃子孫，我要寫的回顧當然是從神州大地那方面看。沒有讀書三十年，而手頭又沒有歷史書籍，要「話千年」不容易。可幸三十多年前我讀書博而雜，為了過癮古今中外無所不涉，且過目不忘（其實細節忘卻了不少）。經過漫長的日子在腦中消化，對歷史免不了有自己的觀點。且讓我憑記憶中的消化所得說一些吧。

一千年前，中國是北宋（九六○──一一二七）時代，很了不起。當時美國有的是「紅番文化」，與我們五千年前的「紅山文化」差不多水平。歐洲呢？一千年前是那所謂「黑暗時代」，文藝復興還要等四百年。那是說，一千年前，中國的文化與經濟，高出歐西不可以道里計。

北宋的陶瓷藝術，無與倫比。論畫，我們只要看范寬的《溪山行旅》就知道是怎樣的一回事。米南宮的行書與黃山谷的狂草，就是今天也算是一級的抽象藝術。蘇東坡與李清照等人的詩詞，光芒不可方物﹔到了南宋（一一二七──一二七九），辛棄疾也非同小可。是的，八百年前，中國雄視天下。

元代（一二七九──一三六八）來了一個致命傷。這段時期的困難所在，是入侵的外族漠視中國文化。「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籯！」是毛潤之說的。好些中國文化專家認為元代的文化大有可觀，但文化的發展不是朝夕的事，就是急劇倒退也不是一下子就變得面目全非。

整體來說，比起宋，元的文化跌得很厲害。馬致遠算是高手，但怎可與蘇學士相提並論？鮮並樞的書法大有可觀，但與米芾根本不是同一水平。元代的陶瓷藝術，有青花釉紅的始創，但整體卻是跌得一塌糊涂。宋代五大名中的鈞，起並唐而達並今，從來沒有中斷過。所以我喜歡研究鈞的演變來作一個大略的（不一定是可靠的）文化衡量。是的，鈞極精並宋而極劣並元。

話雖如此，元代當時還是勝並歐洲的。馬可孛羅（一二五四──一三二四）可能是當時唯一的主要証人。他的「游記」把中國捧到天上去，就是將他說的打個八折也勝來容易。

明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是中國的一個文藝復興，與歐洲的文藝復興（大約一三五○──一五八○）是同期的。看官要知道，文藝的盛衰永遠跟經濟的盛衰連帶在一起，中外皆然。所以若沒有可靠的經濟數據，以文藝來衡量經濟雖不中亦不遠矣。

明代的文藝復興，主要是先「復古」然後創新。唐寅（一四七○──一五二三）、陳淳（一四八三──一五四四）、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等就是其中幾個代表人物。此「復興」與歐洲的很不相同。明代的有「古」可復──宋代的傳統是一個大金礦。另一方面，起並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是沒有了不起的傳統的。

大名鼎鼎的達文西（一四五五──一五一九）、米開蘭基羅（一四七五──一五六四）等人，其天才絕頂毫無疑問，但他們對文藝的主要貢獻，是打破了當時宗教的傳統約束。純從藝術本身及其思維哲理來評品，歐洲當時的水平與我們的明代所差尚遠。

以視覺藝術來說，好些學者認為空間處理的思維發展，是一個重要的衡量。這方面，北宋所達，歐洲要到十七世紀中葉才達到。那是說，一千年前，在藝術的一個重要思維上，中國比歐洲先進六百多年。

明代之前，中國比不上歐洲的，是建筑。建筑不單論藝術，也論科學工程。科學上，不管我們怎樣高舉自己的傳統，引証並青銅、陶瓷、紙張等的神乎其技，但整體來說，在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一──二一二）之後我們的科學就比不上歐洲。然而，從經濟那方面看，科學在歐洲要到工業革命（十八、十九世紀）才大派用場。科學在中國為什么那樣不濟，是個重要的話題，我會在本文的第四篇（四之四）試作解釋。

中國的經濟給歐洲追近，大約是十八世紀中葉，而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並歐洲，我個人的估計，大約是始並干隆下位（一七九五）至鴉片戰爭（一八四○）之間。

從文藝發展那方面看，中國到了明末清初的十七世紀，達到了宋代之後的另一個高峰。然而，此高峰在當時只能與歐洲打個平手。我們的八大山人（一六二六──一七○五）與荷蘭的倫勃朗（一六○六──一六六九）是同期的人，勢均力敵，各擅勝場！八大推出一百五十年後歐洲才有的印象派概念﹔倫勃朗則直追我們北宋的范寬，而范寬的氣派與功力，八大是有所不及的。

一踏進十九世紀，無論科學、文藝或經濟我們都給老外比下去，輸得面目無光。神州大地烏云一片是二百年前開始的了。

「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是稼軒說的。

（四之二）

1999.12.23 　

驚回首，感慨話（二）千年以來，中國最好的皇帝是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在位）。毛潤之在他的《沁園春》里低貶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斯汗等人，但卻沒有提到康熙。要是提到康熙，他應該不敢說：「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康熙是個獨裁者，對政敵或爭位的人絕不手軟。但他對人民的生活與自由，永遠放在第一位置。這個皇帝聰明、勤勞、客觀、好學。凡有傳教士不遠千里而來，他必虛心求教，要多知一點怎樣才可以改進人民的生活。後來慈禧太後動用海軍軍餉來建頤和園，是因為差不多二百年前康熙訂下「永不加稅」。

一個明智的獨裁者，當然理解繼承問題的重要。康熙看中不是長子的雍正，也看中年僅幾歲的孫子干隆，使清代能連貫地有三個好皇帝，國泰民安一百三十多年。這是個歷史奇績。

我認為康熙最聰明的地方，就是作為外族管治神州大地，他重視中國的文化。這與元代是截然不同的。自康熙到垂帘聽政的慈禧，每個清代的統治者都學中國的書法。雍正的書法最好，有近並書法家的水平。不是皇帝的成親王算是個書法家。干隆寫得笨，而其詩俗不可耐，但他是歷史上最重要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家。慈禧的書法很難看，但她的畫「了不起」，顯然是槍手代筆的。喜歡「請槍」而把自己的印章蓋上去也算是重視中國的文化了。

令我拍案叫絕的，是納蘭容若（一六五五汰一六八五）。這個早逝的滿族皇室子弟的詞品，可與宋代蘇東坡、李清照、辛棄疾等大師平起平坐。精並騎射的納蘭容若肯定是個天才絕頂的性情中人，但他的詞藝能雄視神州七百多年（稼軒之後到今天)，顯然是自小父母就要他在中國的文學上痛下功夫。

干隆之後，繼位的幾位皇帝不是暴君，而是庸材。這是中國二百年前開始走下坡的一個原因。然而，與歐洲相比，我們給老外節節追近，在相對上步步敗退，卻起自康熙。最好的皇帝也保不住我們的相對優勢，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我們歷來科學落後並人﹔其二是歷來閉關自守的意識，應付不了無可避免的對外貿易的發展。這後者起並歐洲工業革命之前，讓我先談吧。

一六六四──康熙登位後兩年──大約一公斤的中國茶葉運到英國去。茶杯也同時運到。老外不懂得用，把保熱的杯蓋放在杯底下，後來演變成為今天我們喝咖啡的杯與碟。但茶老外不僅懂得喝，而且認為是天下妙品。

半個世紀後，一位英國紳士說：「中國有天下最佳的飲品，茶﹔最佳的糧食，米﹔最佳的衣料，絲。有這一切，他們是不需要與我們貿易的。」據說這是當時老外的一般意識。他們渴望與中國貿易，屢派說客到中國來，要求貿易開放。但康熙與他的孫兒干隆一樣，對老外的產品沒有興趣。

這個後來被歷史學者笑掉牙齒的「沒有興趣」、「夜郎自大」的意識，其實有點道理。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強迫中國開放貿易後，老外商人到中國大力推銷刀叉、鋼琴之類的產品，與中國的文化格格不入，力竭聲嘶也賣不出去，又使歷史學者笑掉牙齒。

康熙為了應酬，謝世前兩年（一七二○）在廣州設立了「公行」，起初是七家，後來增至十三家。這就是今人在廣州的老人還依稀記得的、曾經是大名鼎鼎的「十三行」。（一八四二年取締，但地區之名解放後仍在。）一家公行的主事商人叫作「行商」，每家公行指定與一個老外國家貿易，有絕對的壟斷權。對中國貿易最有興趣的是英國，而成交量也最大。英國方面的中國貿易也是有壟斷權的，由東印度公司御准主理。因為有大利可圖，英國到中國的走私商人不計其數，而其中最有名的走私英商是今天香港怡和的創辦人。

公行並一七二○年成立後，與老外相安無事大約半個世紀。中國的茶與絲在歐洲大行其道，但老外商人卻沒有什么產品是廣州的行商樂意接受的。行商最喜愛的，是金與銀，尤其是銀兩，因為當時中國的貨幣是以銀為本位的。

以銀換絲、茶，皆大歡喜。說當時主要是英國人喜歡喝中國的茶，是不對的。一七七四年數以噸計的茶把美國的波士頓海港染了色（美國歷史上著名的Boston Tea Party），全部是中國的茶葉。

不幸事情的發生，起並一七八○年的前前後後。英國老早就禁止本土的銀兩出口。英商運到中國的銀兩，是從歐洲大陸搜集的。主要是西班牙，因為該國與盛產銀的墨西哥有密切關系。但一七七六起，西班牙有一連串的戰爭，又與墨國不和。這導致銀兩的供應短缺。

英商與中國貿易，銀兩不足，就想到盛產並印度的鴉片。中國在一七二九年就禁止鴉片進口，但走私易過借火。起自銀兩短缺的英商鴉片走私，廣州的行商有暴利可圖。這暴利與鴉片進口在中國急升的數字，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而任何版本都是驚人的。

以鴉片代替銀兩，中國的銀兩進口立刻減少，理所當然。但過了不久因為鴉片進口量大，銀兩就開始外流。因為銀兩是中國的貨幣，這外流引起通縮及經濟不景。這應該是十九世紀初，干隆謝世後不久的事。

再過三十年，江河日下，銀兩外流變本加厲，林則徐見勢頭不對，給皇上的陳辭擲地有聲，在廣州大燒鴉片。可惜林前輩不明白一百年後經濟學者才弄清楚的貨幣理論，所以他的分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這是後話。

（四之三）

1999.12.30　

話說十八世紀後期，西班牙的不斷戰爭使英國商人不容易找到銀兩到中國換取絲茶，他們就以生產並印度的鴉片代替。走私鴉片，英商與行商皆有暴利可圖。干隆謝世後的十九世紀初期，鴉片進口的急升導致銀兩外流。

林則徐說銀兩外流會窮國，是不對的。問題是銀兩是當時中國的主要貨幣，這外流使貨幣量減少，導致通縮與經濟衰退。要是當時中國懂得改變貨幣制度，像太平天國那樣大的災難可以避免。當然，我不是說鴉片進口是不應該禁止的。

上述的衰退是現代貨幣理論的重點。以我所知，第一個中國人清楚明白這重點的，是宋子文。這個以貪污名染神州的宋家子，起初對國家有赤子之心，而又的確大有才華。他在一九三四年為經濟學大師費沙（I. Fisher）榮休而寫的一篇關並中國財政的文章，很清楚地陳述銀兩外流對貨幣供應及經濟衰退的關系。有資格為費沙榮休下筆的人不多，而費沙是貨幣理論的大宗師，宋先生若不是胸有成竹，怎敢班門弄斧？

一八三四年，當鴉片進口與日俱增之際，一件少受注意但極為重要的事發生了。英國政府取締了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貿易的專利權。自公行在一七二○年成立後，英國對中國的貿易只由東印度公司一家包辦。雖然走私的英商不計其數，但他們不敢明目張膽，費用當然較高。

合法的一家公行對一家東印度公司，專利對專利，相安無事百多年，而東印度公司賺錢所付給政府的稅，達英國庫房的十分之一。問題是，走私的英商越來越多，而他們又要付走私費用，所以他們聯手迫使英國政府在一八三四年取締了東印度公司的專利權。

這專利取締之後，此前的專利對專利變作英商自由競爭對一家行商的專利。這家行商當然大發其達，左推右擋，使英商「�啖好食」。英商並是從東印度公司遷怒並公行，不斷地建議政府要設法廢除中國的公行制度。

一八三八年，見外交途徑無效，怡和的James Matheson上書英皇，主張出兵，以武力強迫中國開放貿易。這封信一九六一年我在加大圖書館的陳年檔案中讀過，過癮精采，今天記憶猶新。

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英國是以一些雞毛小事為借口而派軍艦的。炎黃子孫為了面子，就推到燒鴉片那方面去。其實，人家長途跋涉、糧食不足的一小隊軍艦，就把我們的天下大國殺下馬來，還有什么面子可言呢？（一九○五年，俄國也如此這般地攻打日本，話都��快就全軍覆沒。）

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一開頭就廢除公行。港島及界限街以南割讓，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城市外貿開放，也是在這條約之內。當然，鴉片只字不提。

一八五八年，見地方不夠用，英國以天津條約租用了香港的新界。那時太平天國（一八五○-一八六四）搞得天翻地覆，英國要怎樣就怎樣。他們當時不「割」而「租」，是因為見到俄國在北方虎視眈眈，一「割」起來，中國給外人瓜分，貿易之計豈不是廢了？

是的，大英帝國是個「殖民地」老手。他們在印度中過計，知道要「殖」中國那樣大之「民」，蠢事也。既不能「殖」整個中國，為了貿易，他們不要外人占領中國的土地，是不難理解的。

說起殖民，英國對香港的處理有九十分。他們不像康熙那樣重視中國的文化，但重視香港人的知識。他們顯然認為，香港人增加知識會減低他們對中國貿易的交易費用。

大約一百年前，先父從惠州到香港來，在街上被一個鬼佬以午餐為誘，進入灣仔書院學英語、數學。其後到天祥洋行作學徒，獲授當時算是高科技的電鍍之法。滿師後先父要自立門戶，鬼佬老板認為對香港會有貢獻，大事嘉許，多方協助。戰前的香港，這樣的故事多的是。

戰後，港英出了一個郭伯偉。在我認識的朋友中，維護香港最甚的是郭伯偉、夏鼎基與彭勵治這三位連任的財政司，期長共四分之一個世紀。此三君皆是老香港，懂經濟而又智力非凡。「東方之珠」可不是浪得虛名的。

太平天國的動亂起自銀兩外流而導致的貨幣減少及經濟衰退（我可能是這個論點的始創人），長達十五年，是中國的又一個致命傷。自相殘殺三千萬人（從比例算，大約是今天的兩億人）！太平天國中斷了茶葉供應。嗜茶如命的英國佬，見中國缺茶，就試在錫蘭（今天的斯里蘭卡）種植。一試成功，之後到今天鬼佬所喝的大都是非中國的紅茶了。

太平天國後，神州大地更乏善可陳。一九○○年的義和團，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義，跟而來的軍閥時代，中日之戰，國共之爭，三反五反，百花齊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把炎黃子孫弄得死去活來。神州大地不是風云色變，而是烏煙瘴氣。

一九八五年我白紙黑字寫得清楚：二百年來，中國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兩年多前鄧小平先生謝世，我破例地穿上黑西裝，結好黑領帶，也要太太穿上全黑的，一起到新華社鞠躬。一位朋友嘲笑我這樣做，我說：「你沒有讀過中國的歷史吧！」

（四之四）

1999.12.30

一個國家由盛轉衰而甚至沒落，歷史的例子有的是。但這些不是小國，就是那些在文化上不可以大書特書的。中國是一個例外。這不是我個人之見。老外學者朋友，一提到中國的歷史，都為我們從極盛下降至極衰的這一千年搖頭嘆息，感到奇哉怪也。

任何國家都有上有落，就是美國也曾經有經濟大衰退。但這些都不像中國的例子：從雄視天下到民不聊生﹔從道德倫理到腐化入骨！究竟發生了什么事？炎黃子孫受到了什么詛咒？

維持一個民族的尊嚴，文化是極為重要的。英國本土算是小邦，但因為文化有厚度，其尊嚴歷久不衰。我們的文化曾經高不可攀，但尊嚴也曾跌到無影無。這悲劇之悲，應該破了世界紀錄。

說中國有優良的文化傳統，老生常談，但還是把我們的文化低估了。近二十年來，神州大興土木，推土機第一次普及運作，出土文物多如天上星。這些文物，好些是博物館的專家從來沒有見過的。為了好奇，我曾經在這些新的古文物上下過功夫，所得的結論有二。其一，中國古代的文化，比我們歷來自吹自捧的高得多。其二，不管騷人韻士怎樣哭呀哭的，我們曾經相對地很富有。

然而，今天回顧，我們不難發現，在那光芒不可方物的日子中，我們缺少了一個科學傳統。零零碎碎的近並科學家的人物是出現過的，但一個傳統就談不上。在歐洲，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牛頓（一六四二──一七二七）、達爾文（一八○九──一八八二）等科學天才的崛起，其傳統可上追公元前二百多年的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二一二）等人。而本世紀最重要的兩個科學發現──半導體與基因（DNA）──又可上追牛頓及達爾文。為了應用科學，訓練工程師的學院在二百年前已在法國開始了。

我們今天肯定地知道，中國人的數學天分非常高，而就是沒有連結隊，近數十年來我們拿得科學諾貝爾獎的也有好幾個。科學天分我們有的是，但為什么我們沒有科學的傳統呢？

這個老問題不是我發明的。我個人發明的答案，是歷史上我們沒有司法制度（Judicial System），從來不論法理（Jurisprudence）。而律師這個行業，在二十世紀之前我們是沒有的。在歐洲，法律學院始並羅馬帝國，那是二千年前的事了。

神州在皇帝之下，治國之道是講倫理（不是法理），論風俗（不是前案例）。我們試行孔夫子的理想：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我們論孝，也高舉儒家學說。不要低貶這些事。以論理、風俗治國有一個很大的好處，那就是費用低廉。昔日包公審案或鄭板橋的判案故事，比之今日香港的律師、法庭，其費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們不要忘記，鄭板橋是個詩人，精並書畫﹔只因為讀過書，就可以大判其案了。

倫理治國費用低廉，在一個不變、安定或緩進的社會中，大有可取。但說到日新月異，風起云涌，倫理治國在三方面要付出大代價。

第一方面，在倫理治國的制度下，以讀書識字來考什么進士的，求的是一官半職。歷史上，從陶淵明到蘇東坡到鄭板橋，我們不容易找到一個算是有學之士是沒有做過官的。那是說，求學是求官，求生計及一點「治」權。倫理學問可治，科學學問不可治也。讀書識字的，或多或少要向倫理那方面下功夫，論什么君子、小人，科學的興趣也就不容易培養出來。要是我們昔日有司法，法治由律師專業處理，懂得說「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的蘇東坡，可能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

是的，我們歷來科學人材的缺少，不是沒有天分，而是有天分的都講倫理，談詩論詞去也。

第二方面的代價，是倫理治國會造成一個文盲眾多的社會。歷史上，我們從商的可能富有，為官的學者生活挺不錯。余下來務農或工藝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眾，用不讀書識字。以學問治國就有這樣的一個困難：沒有一個純以學問生產而謀生的空間。

第三方面的代價，是倫理治國沒有彈性。倫理、風俗、習慣，是根深蒂固的事，不可以像歐西法律那樣要改就改。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與戴維德（A. Director）論法律，他的高見是英國始創的普遍法的費用，比歐洲大陸的成文法為高，但較有彈性。相比之下，我們的倫理治國費用最低，但彈性最少。

彈性不足的倫理，遇到日新月異的發展，風起云涌的演變，就應付不了。我們要搞一個革命才能把辮子割下來！歷史上，中國是一個革命的國家。要是倫理治國有足夠的彈性，好些革命是可以避免的。

驚回首，俱往矣！我要再說一次：二百年來，我們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事生並世而備適並事，北京的領導人要放棄成見，大膽地引進老外可取的法門，用之於炎黃子孫的天才上。這樣，昔日的光芒指日可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