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之謎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

    張五常

     “教授”，一個從未謀面的青年報販這樣稱呼我。

    “多謝教授”，搭計程車付車費時，那司機又是這樣稱呼。

    年多來，我就發覺有這樣的一點微妙的轉變：此前的稱呼是“張教授”，但近來好些陌生人竟然把“張”字省去。

    黃起阜、鐘祖文等人是老朋友，省去“張”字不足奇，但他們是我的長輩，又是那樣相熟，怎還可以口口聲聲叫“教授”（而不叫我的名字）呢？

    藝術或文藝界的朋友，酒樓、餐廳的侍應，凡是認得我的，皆以“教授”或“張教授”稱呼我。刊物上提到“大教授”是指我﹔單說“教授”二字，多半又是我。

    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不久前與兩位忘年之交談起這件稱呼的事，他們也嘖嘖稱奇。雖然名分上我真的是教授（沒有騙你，自己對此有點不相信），但教授何其多也，而在眾多教授之中，我是最不應該被稱為“教授”的。

    三十年來，我有如下的習慣：不喜歡入“會”，不參加任何組織﹔名片、頭銜一概不用。我認為這些沒有意思，決不過癮，與我喜歡我行我素的脾性不合。這脾性令好些人認為我狂妄自大，但了解我的朋友都明白，不會這樣看我。

    例外是有的。據個人所知，我是唯一在美國受訓而不是美國經濟學會員的經濟學者，但當高斯（Ronald Coase）、艾智仁（Armen A. Alchian）與赫舒拉發（Jack Hirschleifer）一起提名我作飄利年山學會（Mount Pelerin）的會員（高斯更親自打電話來邀請），我就不好意思退卻了。入會後，我沒有交會員費十多年，但他們還沒有把我除名，尷尬之下，我於前年補交了一大筆欠下的會員費。年多前，美國的西方經濟學會提名我作會長，我打算推辭，但同事們說這名頭對港大有好處，我就接受了。尷尬的是，作為副會長（今年是副會長，明年是待任會長，後年才是會長），我到如今還不是該會的會員，還沒有交過會費﹔這實在太不成話，要更改一下。

    二十八年前在芝加哥大學時，夏里﹒庄遜（Harry Johnson）說倫敦大學可以給我一個榮譽博士銜，但我要到該校去作一年的勾留，而他有辦法減至六個月。我的回應是，到該校的經濟學“少林寺”去學一點功夫，很有意思，但銜頭可免則免。

    在大學的有關書信上，我的秘書知道我的名字之下不要加上“教授”或“院長”之類的任何稱號。例外的是替同事們寫介紹信時，才會用上這些頭銜。

    六十歲生日時，黃君實送我一聯（詩的集句），首句是龔自珍的“別有狂言謝時望”，下句是杜甫寫李白的“飛揚跋扈為誰雄”，深得我心。黃師傅并非我的忘年交，怎能對我知得那樣清楚？閑著無聊之際，我喜歡夸夸其談，有時“別有狂言”而“跋扈”一下。但我對名頭、聲望其實毫無興趣，在“謝時望”中，算是偶爾“飛揚”而自娛了。

    我曾經為文寫過，在中國歷來的人物中，我最欣賞李白。在文中我也說過，好些朋友認為我的品性象李白（但我也說明，我的才華與李白差得太遠，不能相提并論）。

    奇怪的是，像李白那樣的人，沒有誰會稱他為教授的。即使李白復生，真的是一位教授，街頭巷尾的人也不會口口聲聲叫他“教授”的。這是因為“教授”是一個相當形式性的、禮儀性的稱呼。套在狂得“飛揚”的李白身上豈不有點不倫不類，有點奇哉怪也？

    我認為，“教授”之稱，套在我身上比套在李白身上還要奇怪。我在西灣河長大，“粗口”說得比英語更流利（此李白所以不及也），每年結上領帶不到十次（曾送我領帶的朋友，對此頗有微詞，而偶爾結領帶上課，學生必嘩然拍掌），難道這些見不得“光”的本領，是教授的“禮儀”嗎？不可能吧。

    我對這“教授”之迷的唯一解釋，是香港人對“教授”的“禮儀”很有抗拒感。但忽然間，他們發現香港有一個“知書”而不“識禮”的 “教授”，認為大有新意，就對我“教授”、“教授”地過癮起來了。若是如此，我對“教授”這稱呼倒是卻之不恭的。　

──摘自1996年5月10日《壹周刊》